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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
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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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蕲州城东。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
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成立了国家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并于1982年再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纪念馆内保存有与李时珍相关的大量资料及著作，是全国闻名的机构。
中国网-李时珍
李星学的研究特点
要成为植物学家，首先需要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以下是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1.学习基础知识：了解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为进一步学习植物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2.参加相关课程：在高中或大学阶段，选择与植物学相关的课程，如生物、生态学、遗传学等。这将帮助您建立扎实的理论基础。
3.实践经验：积累实地观察和研究植物的经验，可以通过参加植物学俱乐部、志愿者活动或实习项目来实现。这将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态环境。
4.阅读专业书籍和论文：阅读植物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和最新研究成果，了解植物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
5.考虑相关专业学位：在大学阶段，可以选择植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进行深造。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将有助于您在植物学领域取得更高的成就。
6.建立人际关系：结识同行和专家，参加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拓展自己的人脉资源。这将有助于您了解行业动态，寻找合作和发展机会。
7.发表研究成果：撰写并发表关于植物学的论文和报告，展示您的研究成果和专业能力。
8.持续学习和进步：植物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要保持对新知识和技术的敏感度，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通过以上努力，您将逐步成为一名专业的植物学家，为人类对植物的认识和应用做出贡献。
雷文的美国植物学家
在古植物学研究方面，他的课题涉及自原始的裸蕨类一直到高等的被子植物，领域甚为广泛，而尤其精于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群的研究。中国古生物志《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专著，也是研究东亚华夏植物群的重要文献。该书记述了华夏植物群的化石37属88种，其中的一些新属种被收入国际古植物学会编纂的法文版综合性巨著《古植物学论丛》。书中对瑞典学者哈勒（Halle）关于华夏植物群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引起了中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本书中，李星学首次提出了华北古生代植物组合层序，即将华夏植物群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将中期、晚期植物群各自分为A、B两期。这一划分在华北的煤田地质工作中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此专著曾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他与叶美娜、周志炎合著的《中国东北吉林蛟河杉松早白垩世晚期植物群》（英文）记述了27属42种植物化石，是一篇关于中国东北白垩纪植物群的力作。在撰写《西藏古生物·第五分册》中，他起了主要作用，该书前面的两篇论文对发现在世界屋脊上的二叠纪华夏植物群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作出贡献。
此项工作是获得198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青藏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的一部分。李星学不但精于对植物群进行综合研究，而且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化石植物作了精深的专题研究。如他的《东亚华夏植物群的鳞木类植物》和合撰的《中国西南地区早泥盆世工蕨化石》、《论薄皮木属》和《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华南的发现》（英文）等等。其中，《论薄皮木属》一文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华南的发现》一文的资料被收入国外英文和俄文版的古植物学教科书内，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他的古植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在分类学方面有所探讨，而且在古植物地理学等领域也有精辟的见解。如《东亚石炭纪和二叠纪植物地理分区》（英文）一文中，他首次将华夏植物区分为南北两个亚区，这一划分得到了中国外学者的广泛引用。《青藏高原华夏植物群的发现及其二叠纪植物地理分区》（英文），引起了中国外同行的重视。198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的《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将全文在国际古植物学刊物上发表。他还对不同植物区系间的植物混生现象以及它们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研究。如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的《论二叠纪华夏一冈瓦纳混合植物群》和《西藏南部和克什米尔的下冈瓦纳植物群之间的生物地层对比》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只有二三人，现在已数十倍于此数，古植物学科也有了迅猛发展。对推动古植物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由斯行健和李星学等编著的《中国中生代植物》和李星学与徐仁等编写的《中国古生代植物》两本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本书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的研究成果，对提高研究水平和普及古植物学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他与别人合编的《植物界的发展和演化》一书，以大量古植物学资料为基础，在中国系统地介绍植物界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事实和主要阶段，起到了普及古植物学知识的作用。
为了推动古植物学的发展，他还不断著文在中国外评价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宣读和发表了《30年来的中国古植物学》、《华夏植物群研究的新进展》和《亚洲华夏植物群研究近况评述》等文章，使国外学者较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提高中国古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同时，李星学还在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古植物学，同时也为一些单位培养了不少进修生，以至到联系、选派中青年同志出国进修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1963年起，他一直在带研究生。在他的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和亲切关怀下，先后已有8名研究生完成了学业。其中，5名获得了硕士学位，1名获得博士学位，现仍有1名在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他与中青年研究人员一起一直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完成课题的同时，李星学严谨和勤奋的治学精神为中青年同志树立了良好榜样。
1990年，李星学院士的学生、著名古植物学家孙革教授，为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将在黑龙江鸡西发现的，地层年龄1.3亿岁的古植物物种命名为“星学花序”。
曾获联合国环境项目颁发的“国际环境领导奖章”（1982），日本天皇颁发的“国际生物学奖”（1986）等。雷文博士在植物进化和系统植物学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提出了协同进化的概念；提出了物种居群之间的基因流范围不足以维持物种的统一性的学说并得到证实；提出了传粉生物学领域物种之间的能量关系；开拓了板块运动及其对生物地理和植物进化影响的研究等。担任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20多年，使该园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植物研究机构。对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是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在推动与组织编写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志》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雷文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他与中国植物界的交往已雷文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他与中国植物界的交往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据介绍，他是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项目的外方发起者和主持者。早在1979年，雷文就首先提出了Flora of China这一项目。从1988年签署协议，1989年正式启动至今，他一直担任着Flora of China的外方主编，21年来在提出项目、组织编写和经费支持等方面起到关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
雷文1936年生于上海，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返回美国。与他长期交往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对中国的情意。1978年，中美刚刚恢复交往后不久，当时身为美国植物学会主席的雷文，就派出了一个10人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植物界；一年后，又由美方出资，支持了中国植物界代表团到美国回访，可以说，他主动发起了与中国生物学界的交往。
1988年雷文担任中国科学院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和海外学术顾问主任、植物标本馆名誉馆长，南京中山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地理学实验室、武汉植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名誉主任，并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成都生物研究所名誉教授。
雷文在推动与组织编写、出版英文版《中国植物志》的工作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Flora of China(《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是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联合主持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在《中国植物志》的基础上，通过中、外植物分类学家的合作，对我国维管束植物的资料进行全面修订，包括305科逾3万种植物，并用英文出版，包括文字和图版共计50卷，2012年前全部出版完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英文植物志。 Flora of China合作项目于2002年12月被批准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已从国内获得经费900万元用于中方研究人员在国内的编研工作。美方投入经费不少于800万美元，用于中方学者在国外研究的一切费用，以及联合编委会会议费、出版费和外方合作者的费用。
尽管《中国植物志》的英文版是在中文版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修订，然而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将中文翻译成英文。有关专家介绍说，《中国植物志》的大部分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基本完成，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不足。Flora of China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除了将80卷《中国植物志》译成英文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全面修订，以使之更加严谨、完美和科学。
在具体实施工程中，我国学者可以赴欧美一些大标本馆查阅模式标本，鉴定国外的大量中国标本，查阅经典文献；集中鉴定中国采集的标本；深入野外考察，对疑难类群的形态性状和生物学特性进行观察分析；对类群进行分类修订，着重物种的划分和归并、学名的考订和规范等；译成英文；和国外学者共同修改文稿，并最终由中方作者定稿。
我国植物资源丰富，高等植物达3万余种，占全球的12%～15%，有很多重要的特有类群和活化石，因此外国学者对《中国植物志》一直高度重视。
该著作已成为国外有关图书馆的重要收藏，其国际影响将十分深远。该项目的开展也将为以后进行《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英文版的编研提供一个成功范例。
该项目的国内参加者有150余人、外方合作者有140人；大部分国内参加人员有去国外短期工作的机会，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尤其是青年分类学家的学术水平，使他们与国外同行建立学术联系，对稳定和培养我国日益萎缩的植物分类学家队伍有重要意义，并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植物学走向世界。 彼得·雷文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现有物种的半数以上，很可能会永久消失。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包括生境破坏，气候变化，入侵生物，新的害虫和病原体。
不仅是中国如此，全球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全世界已知的物种大概有30万个。“每个物种有100万年的存亡周期，时间到了会出现更替。但是我们研究发现，现在这个阶段，物种正以每年1000个的速度消亡，而一个物种的消亡会导致相关物种面临灭绝的可能。而在过去的500年间，物种消亡的速度是每年100个，这样看的话，速度相当惊人。”
这些数据并不是凭空猜测。“首先，栖息地生境的破坏，就会导致很多种群走向灭绝。”根据种群—面积曲线模型，雷文预测出，栖息地减少50%，有大约10%到20%的种群灭绝，如果栖息地减少90%，将有50%的种群灭绝。哺乳动物和鸟类，因为可以移动迁徙，灭绝速度相对慢一些，而植物在城市化和人为因素面前，显得更加无助。特别是高山冰川地区，受气温升高、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等影响，这些地区的物种想要寻找合适的栖身地非常困难。一旦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的速度，就将灭绝。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物种，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2007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给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第四次预测报告。其中，预测中国到2050年，平均气温将升高2.3～3.3摄氏度。雷文昨天也引用了这个数字。
“中国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非常高，但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却非常低。当中国气温上升3.3摄氏度时，意味着带来干旱、重大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气温上升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带来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雷文认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是北半球最丰富的，也是全球最丰富的集合地，如果中国的物种消失和灭绝，将是全人类的损失。 作为全球植物多样性和保护研究的领袖人物，雷文对推进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使他拥有众多的国际荣誉与头衔：1977年，他就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先后当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智利、丹麦、格鲁吉亚、匈牙利、印度、意大利、墨西哥、新西兰、俄罗斯、瑞典、乌克兰和英国(皇家学会)等20个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及教宗科学院和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他从1971年起担任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至今。在任职的38年里，他使密苏里植物园成为世界级植物学研究、教育和园艺栽培中心，在南美洲、非洲、亚洲和北美洲植物研究机构中独占鳌头。 1987－1995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内务秘书长。1994年起任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7)，20个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曾获联合国环境项目颁发的“国际环境领导奖章”（1982），日本天皇颁发的“国际生物学奖”（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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