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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经典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一方面滋养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7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把一些中国文化典籍介绍到欧洲，引发欧洲出现了空前的“中国热”。一些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受惠于中国文化和思想。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文化经典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经典首先表现了很强的现实性。在《论语·子路》中，孔子就提醒过他的学生，学习经典，是为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他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专对：指担任使节时独自随机应答）；虽多，亦奚以为?”魏晋南北朝时的颜之推也说：“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图高谈虚论。”同样表明了注重现实的态度。到了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更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主张“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以说，积极入世，求真务实，是中国文化经典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化经典至今仍具有启发性的关键。

也正是从这种现实性出发，民本思想成为贯穿中国文化经典的一条红线，从《论语》讲“为政以仁”，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本主义主张，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治国思想。 中国文化经典还表现了很鲜明的包容性。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中庸》也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个“和”包括和谐、和善、合作等多方面的意义。古代认为，只有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本着贵和精神，古人追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社会关系。《周易》就有“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主张，而这样的思想与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开放趋势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经典中对“和”的提倡，可以成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局面形成的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经典又表现了对自然的亲和态度，这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正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跨越。在这一过程中，环境破坏相当严重，资源的短缺与需求的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尖锐，而这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面对这一艰巨的挑战，中国文化经典同样可以给我们丰富的启迪。因为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主张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孟子就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实际上，从夏、商、周以来，历代朝廷都颁布过关于保护山林、水道、植物、鸟兽和鱼类的法律规定，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早的，它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中国文化经典还有其他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对道德修养的倡导、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艺术审美的探究等等，因此，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目前，国际社会矛盾重重，而任何世界性危机的克服，都不可能由某一个国家及某一种文化来独立承担，只有通过各国及各种文化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人类和平共处的美好明天。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弘扬传统文化，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也是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的中学生可以说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通过学习中国文化经典，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才有可能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在文明史上中国发明的什么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文化交流促进了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规则的统一。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国际分工日趋精细、国际贸易日益繁盛、国际经济组织作用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加速发展等。经济在全球范围进行活动需要一个统一的、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活动规则。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活动本身就是文化实现交流的巨大载体，而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本规则，却要依赖于文化完成一个阶段的交流后来健全和巩固，从而便于操作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这说明，经济活动规则是通过文化交流不断磨合，最终达到符合相互利益的文化产物。

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力诸要素的配置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信息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为先进的载体。人类文明成果借助现代信息平台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传播和交流，全球性的信息共享正在形成。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生产力诸要素优化配置需要进行的理论准备，提供了进行讨论和交流的现代化工具，同时使大量优化配置的方法得到推广，极大地节约了全社会的生产成本，避免了资源浪费和重复劳动。

文化交流促进了和谐的社会共生。全球化导致了人种迁移和新的种族分布，人和物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日益活跃。不同人种、不同种族在信仰、习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文化作为决定这些差异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和物的流动也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流，通过广泛的传播和时间的推移，不同文化间开始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人类视野的不断扩展，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增大，逐渐认识到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前进的轨迹表明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融合，没有文化融合就没有和谐的社会共生，文化交流是各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全球性的社会共生需要一个和谐的文化环境，只有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和谐的社会共生。

在文明史上中国发明的造纸术、火药、罗盘、印刷术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四大发明的说法，源自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是中国古代创新的智慧成果和科学技术，包括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四种发明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说法来源

尽管中华文明有很多重要的成就都以“四大”“五大”等命名，如四大美人、四大古典小说、四书五经，四大发明的概念却来源于西方学者，并在之后被中国人接受。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1861～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了一个高峰，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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