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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6年，项羽统率各路诸侯西入关中灭秦。随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以梁楚九郡地置西楚国自属，分封灭秦有功将领、旧六国贵族及秦降将十八人为诸侯王。其中，他将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的原秦国疆土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这段历史记载在司马迁《史记》中。三位诸侯王都是秦降将，故人们称他们为三秦王。与之相应地，这三诸侯国之地称为三秦，沿袭下来，“三秦”也就成为了陕西的代称。三秦文化的地域范围

但是从地域文化的一致性上考虑，以三秦来代表陕西，或以陕西的地域来局限三秦的文化都是不太合适的。明显地，秦岭以南的汉水谷地，自古至今，其地域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相反，陇中和宁南黄土丘陵地区倒是与关中、陕北在民俗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由此可见，三秦文化区的范围仍应以楚汉之际的雍、塞、翟三国疆域为基本的地域范围，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南部。

这一地区，从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比较相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蓝天黄土的自然环境是怎样孕育了三秦文化呢？三秦文化产生的自然、经济条件一地的自然经济环境决定其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三秦大地上，具有代表意义的当然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地貌，在地理特点上分为两类，一种是沟谷地貌，另一种是沟间地地貌。沟谷地貌即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沟间地地貌有三种主要类型：塬、梁、峁。塬是平坦的黄土高地，四周为沟谷环绕，是高原面上受流水侵蚀最小的一种地貌。面积较大的塬有陇东的董志塬、陕北的洛川塬等。董志塬介于泾河支流蒲河与马莲河之间，长80公里，宽40公里，不仅面积广袤，而且黄土沉积达200米，是黄土高原的厚度中心。塬是黄土高原上较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域。梁是长条形的黄土高地，“两沟夹一梁”是当地人对这种地形的形象说法；峁是孤立的黄土丘。峁和梁通常是互相联结在一起，间杂沟谷，也被称为黄土丘陵。梁峁的地形支离破碎，自然环境不利，往往是相当贫困的地区。在黄土高原的南部边缘，是一个断陷盆地——渭河谷地，也即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平原西起宝鸡峡——渭河出山口，东到潼关，长360公里，平原主体是宽平的河谷阶地，有利于农耕，是三秦大地上最丰饶的地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农业发展

关中的农业是在周人迁岐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周人最早居住在泾河中游，由于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辗转迁移到岐山下的周原（当时的周原覆盖今日的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与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现在早已为流水侵蚀成破碎的、小面积的若干个塬）。周人部落善于经营农业，会使用各种农具，这些从《诗经》等文史考证以及出土文物中可以证明。西周时期，每年早春，在镐京都举行一个春耕仪式，由周天子亲自用青铜铲锄土，表示对农耕的尊崇。这一仪式后来被封建社会时期的若干代王朝所沿袭。关中平原虽然土地肥沃，但降水不足。秦汉时期，先后修建了郑国渠、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形成了一个水利灌溉网，逐步稳定了关中的农业发展基础。

与关中平原不同，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合农业发展，早先分布着大片的天然草场，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一向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息的地区，即使是在长期纳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区域，也不过是发展成半农半牧的地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战乱和屯垦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逐渐对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地方百姓的生活比中原地区要艰苦许多。在北宋以前，三秦地区一直是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民风以耿直、尚武著称。北宋以后，关陇地区不再是封建王朝经营的重点，同时也失去了交通中心的地位，使得原本在地域环境上就比较封闭的关陇地区更加封闭，逐渐造就了关陇子民朴实、本分的民风。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农民，他们恪守祖规，安于贫穷与落后，生活十分简朴。保守、落后成为明、清以来三秦文化的主流，但与封闭、保守相对的是，这一地区保存了许多久远历史上的和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独特风俗，反而在现今愈加显得难能可贵。粗犷、古朴的生活方式

黄土高原地区，长期处于半农半牧，经济发展缓慢，手工业比较落后。所以，陕北、陇中地区人民的生活一向艰苦，反映在衣物、被褥上以粗布、毛毡为主，非常简朴。除了简朴的着装习惯外，还有衣饰尚白的特点。譬如说，乡村婚俗里，新娘的头上要加一块白手帕作装饰，这一习俗由来已久。在陕北，男人们用白色的毛巾在头上扎成英雄结的式样，也反映了衣饰尚白的特点。一般来讲，尚白是游牧民族的习俗。游牧民族以牧羊为业，习惯于羊群的颜色，因而很自然地偏爱白色或淡色。这一点在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中比较突出，而关陇地区虽然是农业或半农半牧地区，却深受游牧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血脉里占据更多是游牧民族的成分，一些习俗深深地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尚白习俗的保留，即是一种表现。如陕北农民称他们扎的头巾是“白羊肚毛巾”，也透露出些许微妙的渊源关系。关陇地区人民不仅衣着简朴，食物相对也比较简单。日常饭菜多以杂粮为主，蔬菜种类少，而以咸菜辣椒来佐食。但是关中和陕北、陇东的饮食相互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关中是小麦产区，食物中小麦的比重较大，陕北、陇东则以玉米、谷子、黍类等为主食。关陇人民喜面食，常见的有油泼辣子面和浆水面，流行的风味小吃是酿皮子，最有特色的要算是西安的“羊肉泡馍”。但从总体上看，关陇地区的饮食无论是制作还是原料都偏单调，这与当地物产的不丰富有很大关系。一进入三秦地区的陕北和陇东，黄土高坡上标志性的民居即出现了——窑洞。一方面黄土具有很强的直立性，另一方面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高大的乔木，盖瓦屋也存在实际的困难，因而窑居是非常合适的选择。窑洞有三间为一个院落的，也有五间和七间的，冬暖夏凉，农民乐于修凿。但关陇地区也不是到处都有窑洞，向南海拔降低的地区就不再有窑洞出现了，因为在降水量偏多的南部，窑洞不够坚固，而且黄土层的厚度也不足。在塬上无黄土坡面可依时，人们居住的是地坑庄式窑洞。在平地上挖一个大坑，然后在坑壁上修窑，将坑底平整后，就成了院落，院中砌一个水池，以储雨水。这样的庄户，远望不见人烟，走近时，鸡鸣犬吠，白叟黄童，别有天地。在高差较大的沟崖上，窑洞依山势修三、四层，晚上灯火齐明，像城镇里的楼房一样。

在高原南缘到渭河谷地的过渡地带，由于地势偏低，雨水稍多，窑洞就不太适合了，主要盖瓦屋。瓦屋有普通的式样，也有在房子的一边起屋脊，另一边顺势延展，成为厦。这种厦就是关中八大怪之一的“房子一边盖”。其来历多半是从黄土高原迁移下来的人们不再能修窑，于是，利用坡面的作为房屋的一堵墙，另一边建成斜坡式的房屋，沿袭下来，一边盖的“厦”演变成当地的一种民居。三秦民风淳朴、高亢，地方的戏剧和民歌也表现出这种民风特点

流行于关陇地区的戏剧，最有地方特色的有秦腔、郿鄠、皮影戏（皮影戏的发源地在陕西）等；民歌以陕北的信天游和陇东的花儿最有代表性。陕北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沟接着沟，农夫们赶着牲口走在沟壑里、山梁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景生情，信口编唱信天游，高亢而悠长的曲调与黄土高坡上劳作的背景显得非常自然和谐。说起关陇地区的戏曲歌舞，自然少不了各种鼓的舞蹈，尤其是豪迈粗犷的安塞腰鼓。腰鼓的起源，一说是最早驻守长城的戍边将士，身配腰鼓以激励斗志，流传到民间逐渐演变为庆丰收、兆吉祥的腰鼓舞；另有人认为，古时的牧羊人将树根挖成筒状，绷上羊羔皮制成鼓以自娱自乐。总之，腰鼓一经出现，即受欢迎，逐渐发展成一种地方的民间艺术。陇东黄土高原，每年春节，人们将旧的窗花撕去，将新的窗花贴在窗上、门上、窑洞的各个角落，给陋室平添喜庆的气氛。从事剪纸的一般是妇女，她们自小跟老辈人学剪窗花，代代相传。陇东偏僻多山，因而保存了一些古朴的民间手艺，剪纸最有代表性，陇东草贴也是一种。草贴是用旷野里信手拈来的草杆、花叶及花籽粘在彩纸上而做出的，既可在平日里供孩子们玩耍，又可在逢年过节时装饰窑洞。

关陇地区以小麦为主食，常以蒸馍作为节庆食品自用或馈赠亲友，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面花制作手艺。面花在关陇地区普遍流行，关中以合阳面花为代表，陇东则以庆阳面花最为有名。三秦地区，或称关陇地区，其区域内的民间文化生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与外部周边地区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地域文化的形成与这一地区的自然经济环境、人文背景及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都有很大的关系，因而在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产生出具有一致性的三秦文化，并不是偶然的。

三秦文化·文化遗址、陵墓、都城·重要文化名胜景观

(1) 古楼观与老子讲经台。 古楼观亦名楼观台，位于陕西省周至县城东南十五公里的终南山北麓，是中国道教最早的宫观。楼观道士根据传说认为，楼观台是当年关尹修道、老子讲经著书之地，故称为中国道教的“仙都”与“祖庭”。在这里形成了楼观道派，至今传法不绝，由于这里自然环境幽静，周围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经常有游人来此参观。

据魏晋之际出现的道书《文始传》《楼观本起内传》以及朱象光撰《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文始传》和赵道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尹喜传》等道家文献资料，相传在周康王时代，古秦州(今甘肃天水)人尹喜即关尹，曾在终南山北麓(今楼观台处)修道，尹喜自幼聪慧，眼有日精，喜读天文历象周易之类书籍。他不修俗礼，但是善观天象，以其所居之楼观星望气，故其住宅楼被称为“楼观”。周康王闻之，拜为大夫。周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尹喜观天象见“紫气东来”，又见“天理星”从“启明星”座一线沿“廿八宿”的“卯星”座而过，(卯星座的方位是秦地)他用易数推理，知此气为吉祥之气，此星是光圣之星，因而必有圣人从东向西而行。于是尹喜在东西交界必经之路的函谷关做令尹，专门等待迎接这位大圣人的到来。七月的一天，只见一位气宇不凡的老人，童颜鹤发，一身仙风道骨，骑着青牛来至关下。尹喜一见知是东方来的圣人老子，急忙拜跪迎接，尹喜执弟子礼，请老子入官舍，停留一段时间后，尹喜便请老子归楼观本宅传道说经，于是老子在古楼观讲授他的道德真经，最后著书五千言，后人名曰《道德经》。老子在古楼观说经的地方，后人称为“说经台”。老子除为尹喜讲道德经外，还授以西升之诀，妙真内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经、灵宝符图及太玄等法。尹喜接受了老子的传授后，自己也著作了《关尹子》(九篇)以发挥《道德经》的义理。

老子在古楼观传道说经已毕，将欲辞别西行。弟子尹喜恋恋不舍，老子见此情难却，便实言告之说：我必走，我走之后你专心研诵我的《道德经》一千日，即能进入妙境，那时你可在蜀郡(今四川成都)青羊宫见到我。说罢，只见老子带上他的牵牛童子乘驾青牛徐徐升天而去。在楼观台的附近一山腰留下了老子的俗骨肉身，弟子尹喜将老子的肉身葬于西楼观，这便是今天的老子墓。老子升天之后，尹喜按照老子的教导整日修道诵经，果然三年之后得道成仙，后来在成都的青羊宫见到了老子。尹喜在青羊之肆会见老子之后，老子乃授喜“玉册金文，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后人尊称尹喜为“九天仙伯文始无上真人”。老子复授尹喜以“入方隐文”、“致入景云舆”之术，能分身隐形、升天腾云。从此尹喜跟随老子出西域，“化胡成佛”，老子与尹喜又成为佛道两家共奉的祖师。

现在的古楼观尚保存有文物古迹景观五十余处，如“说经台”、“炼丹炉”、“化女泉”、“上善池”、“吕祖洞”、“宗圣宫”、“系牛柏”、“老子墓”、“道德经碑刻”等等。历代著名文人、游客在这里留下了难以计数的题诗、题辞、留名，如李隆基、李白、岑参、白居易、苏东坡、苏辙、韩琪、薛周、欧阳询、赵孟覜、高文举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墨迹。今天的古楼观修整的更加壮观清幽，是人们游览的重要名胜。

(2) 太史司马迁祠墓。 《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指陕西省韩城市高门村龙门寨，也指韩城的黄河渡口“禹凿龙门”。今韩城市徐村人传说：司马迁后裔是由南高门“龙门寨”迁到徐村“同居寨”的。这也可证明司马迁生于“龙门”确实是指生于“龙门寨”。

司马迁的祠墓建在高门原的芝川镇东南的高岗上，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南接魏长城，北带芝水，气势雄伟，宛若蟠龙。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司马祠墓始建于四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310)，现保存于祠中的刻石六十余通，最早的为北宋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太常博士知同州韩城县事李奎所写的碑石。碑文有“荒祠邻后土，孤冢压黄河”。可见北宋中叶，太史祠已甚荒凉。北宋徽宗时期对太史祠进行了整修，宋徽宗赵佶宣和七年(1125)韩城县令东鲁尹阳所撰《修太史公庙碑》有云：“栋宇甚倾颓，阶级甚卑坏，埏隧甚荒废”。于是由当地人民集资修筑起“五架四楹之室，又为复屋以宗之。”据专家鉴定，认为现存的寝宫、山门，乃是宋代木结构建筑的遗存。距今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寝宫中的太史公塑像也是北宋时代的作品，保留至今犹有价值。

明清两代对太史祠进行过多次修葺，才使这个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至今。明嘉靖年间太史祠年久失修，“震风凌雨，飘瓦摧垣，倾楹剥栋，荆楱草莽之间，尽荒废者半，仅存者半。其最下北向之坊，危而当道，行者患之。”当地百姓集四方之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清代康熙年间、嘉庆年间又两次大规模地整修过太史祠，在祠前垫起了高大的堂基和“神路”，并用砖石砌成了九十九层台阶，把寝殿、山门等修缮一新。

司马祠的后院有司马迁墓的遗存，传说这可能是衣冠冢，因为传说在高门原上另有司马迁真墓。司马迁墓根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就有。《水经注》云：“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由此大体推知，祠与墓可能同时建起来的。也许是此地先有其墓，然后因墓而建祠。根据传说，司马迁的真墓葬于徐村西南凤凰岭下的凤凰穴上，按旧俗，过去每年清明，其族人还要在那里唱戏以示纪念。笔者1986年曾专程去那里考察，当地人还能指出埋葬司马迁墓的地方，但是可参考的文物资料实在难以获取，这是很值得考证研究的问题。

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始终是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课题，不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史学家的看法有多少分歧，然而大家对他的贡献都是高度赞赏的。1958年春著名史学家郭沫若欣闻司马迁祠修整竣工，便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文，千秋太史公。”郭沫若诗手迹潇洒奔放，对司马迁的功业做了最全面的评价，今刻石立于太史祠前。

(3) 张良庙与闭谷洞。 张良(汉封留侯)庙亦名留侯祠，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留坝县城北十五公里秦岭南坡的紫柏山麓，此山古树多紫柏，故名“紫柏山”，又山间层峦叠翠，如龙跃云，故又有“龙如山”之称。这里又是汉江支褒河的发源地之一。张良庙依山傍水，座落在褒河支流的两条溪涧交汇之地，背依紫柏青山，左右二水夹流，周围五山(指紫柏、苇陀、青龙、凤凰、紫关五山)环抱，庙内楼、亭、殿、阁错落有致，古香古色，与自然景色交相互映，殿、阁前后，古柏劲松参天，真乃人间仙境。现留坝的张良庙后山留存有“张良避谷洞”，张良庙原是为祭奠张良壁谷而造，渐渐成为道士修道的幽静之地。张良庙占地面积约为一万四千二百平方米，楼殿亭阁、厅廊室舍一百五十六间，现存碑刻三十九通，摩崖题字五十一块，匾额五十余面，楹联四十余幅，是陕西省汉中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迹。

(4) 诸葛武侯祠墓与定军山。 诸葛武侯祠、墓都建在陕西省汉中地区勉(沔)县境内，武侯墓座落在勉县城南五公里的定军山脚下，因山而造墓，不起坟垅。武侯祠在勉县城西郊与武侯墓隔沔水相望。勉县人民非常崇敬这位蜀相，通常称武侯墓为“爷坟”，称武侯祠为“爷祠”或“爷庙”，经常有人祭祀，“水旱疾疫必祷”，求武侯英灵赐福于万民。

武侯祠据史书记载始建于三国时期景耀年间。景耀六年，习隆等人表请就墓立庙奉祀，以从民望，诏从之，沔阳之庙盖始于此。后世屡经战乱塌毁，现庙系清代重修，民国年间又进行修葺。现祠内存有武侯塑像，葛巾羽扇，俨然仪型，庙内古柏数十株，四面垂翠与画檐朱栋相掩映。在画檐下还保存着不少历史名人的题诗作匾，引人注目的是“诸葛大名垂宇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吊古名言。

诸葛亮墓位于定军山西南麓，地势险要，隔汉江与天荡山对峙，是三国角逐时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的屯兵之地。墓园松柏参天、郁郁葱葱，因为是因山造墓，虽无人工堆积的坟冢，但山丘自然高起，亦颇有气势。墓前树一石碑正书“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之墓”，墓地经常有人祭扫。在墓的前面还建有献殿、大殿等。大概是因为历史已经认定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代表的缘故，历代官民无不对其顶礼膜拜，而且从未有人来此盗掘文物珍宝。

现存定军山诸葛武侯墓有“真”、“假”二墓之说。人们传颂的武侯大墓后生两株桂树，因称双桂大墓，墓前立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金陵赵健书碑。然而此后来又有人传闻大墓附近另有“武侯真墓”，原来那座大墓是为掩人耳目、以假乱真而虚造的。自是，便生出了真假二墓的疑案。“武侯真墓”前边立有嘉庆四年(1799)陕甘总督松筠所立碑石。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勉地人民历代的传说不可轻易否定，“如因三尺抔土而聚讼不休，强作附会，无甚意义。……举定军一山皆曰侯墓可也，若必求尺壤寸土以实之，凿矣。”(日本19世纪著名汉学家竹添井井所记汉文版《栈云峡雨日记》)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诸葛武侯墓是根据诸葛亮生前遗命葬于定军山而建的。这便引起了后人的许多猜测，做出过诸多解释。有人以“风水”说解释定军山有“五气”，侯墓可绝山脉，盖不足取。还有人以为沔在阳平，其地控三关，当蜀道咽喉，武侯死葬于此，遗灵犹壮山河。此说也不近于历史。更多的史学家从当时的历史形势来分析，认为诸葛孔明晚年力伐中原，六出祈山，在五丈原打了最后一仗，终因积劳成疾未能实现他的抱负，至为遗憾。他遗命葬于定军山，是因为他北伐中原，曾经扎营于定军山，申明军法，筑城峙粮，做到了“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同时还可告示后人兴复汉业，必在汉川。

(5) 孙思邈与药王山。 孙思邈，唐人，伟大的医药学家，生于陕西省耀县，长期隐居药王山，采药并研究医术，后世誉为“医圣”或“药王”。药王山位于耀县城东一点五公里处，海拔812米。药王山古称“风孔山”，唐以前称“磬玉山”，民间称“东山”。《耀州志》谓：“山出青石，唐天宝中取为磬，其后郊庙乐遂废泗滨磬。”说明唐以前此山盛产磬玉石;故有“磬玉山”之称。北宋时，药王山称“五台山”，据宋元丰四年(1081)《耀州华原县五台山真人祠记》碑载：华原本京兆属邑，后建而到郡曰“耀”，有山曰“五台”，山峰回环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山有五峰，顶平如台，五台各有其名，东曰瑞应，南曰起云，西曰升仙，北曰显化，中曰齐天。为别于长安之南五台，亦称是山为“北五台”。

耀州五台山在隋唐时期本是佛教胜地，唐代建有宝云寺、昭阳庵。昭阳庵为唐太宗姑母昭阳公主出家修隐之地，宝云寺曾是孙思邈隐栖采药之地。据闻，唐贞观年间，孙思邈曾被邀入宫为长孙皇后医治顽症，并治愈了太医们百医不愈的难产症，平平安安地生下了太子，唐太宗极为高兴，欲赐孙思邈以高官，但孙思邈愿为天下百姓采药医病，固辞不受。太宗无可奈何，便封他为“真人”，送以骏马金牌，任其广游名山大川采药行医。太宗对孙思邈不慕名利地位、专心为百姓医病的品德非常敬重，后来，有一次太宗起驾前往玉华宫，路过华原五台山，专门上山拜访了孙思邈，在“宝云寺”前留下了“唐太宗御道”，名传后世。唐武宗灭佛，加之五代之乱，五台山的寺庵遭毁，以后便被道教占据。北宋初年在宝云寺旧址修建了“崇福观”，北宋中叶，嘉祐四年(1059)邑人万俟景游孙真人故宅，见其荒废倒塌而有感，遂筹集资金，基构堂宇，在药王山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真人祠”。宋徽宗敕赐真人祠为“静应庙”。在金元时代又建起了显化台(北洞)太玄洞、望仙门、慕真台、聚胜亭、凌虚阁、远门等。

“五台山”改称“药王山”是晚清由民间传倾而成俗的，先敬称孙思邈为药王，继之因是药王隐居之山故称“药王山”。光绪二十五年(1899)《陕西全省舆地图》以“药王山”载入版图，历代习称延续下来。

药王山林地面积六百余亩，其中柏林三百零三亩，成型古柏万余株，千年以上的古柏三十株，尤其是相传药王手植之柏，高13.5米，腰围3.95米，挺拔粗壮，据专家鉴定柏龄在一千三百年以上。满山野药材二百二十九种之多，占全县药村种类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金山现存磬玉石雕刻的牌坊十二座，都题有匾额与对联，启发后人，叹为观止。药王山现存最古的建筑是金代大殿，始建于宋嘉祐四年(1059)，金大定九年扩建，明柱悬梁，斗拱丛集，浑厚古朴，经过明代大地震的考验。1985年建成南庵碑廊，收藏历代遗存的碑石三十余通。有北宋元丰四年(1081)、金大定九年(1169)重刻《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宋崇宁三年刻《盛德年五台山静应庙额敕并加号妙应真人告词》碑、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御书《题褚慧龙章云篆诗文碑》、元复刻《唐太宗赐真人颂》、《孙真人福寿论》碑及明刻《龟蛇》二字碑等。在南庵元代大殿的东西两壁上绘有《帝后出行图》，全国各类人物十二组，八十余人，色彩艳丽，栩栩如生，是研究元代壁画的艺术珍品。

北洞正门是“一天门”，门内即是“药王大殿”，殿内一派古气雅韵，道骨仙风，玄妙飘逸，令人神往。大殿中央端坐着明代嘉靖年间塑的孙思邈彩色雕像，高三米，慈祥和善，威严可亲，经常有人来此焚香求药，希冀延年受福。药王山还有“医方碑亭”、“海上仙方”等名碑，还有十大名医塑像、洗药池等重要历史文物。药王山石刻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被陕西省列为第一批风景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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